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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建筑师。

在1998年到2009这十年期间里，我差不多建成了40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即便在以建筑专业出名的同济大学，我可能也算是一个高产的建筑师。

我设计了非常多的学校，比如2002年设计的这个学校，在2004年建成后，大家都说它做得真好，像个花园。

大概是在2005年左右，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当时我就在想，学校像一个花园，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到底能做什么？

反思的一个结果是，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做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

像这样的学校，它远离城市中心，学生所有的生活、学习和社交，基本上都局限在这所学校里，在这个围墙里。

要知道，在墙里的时间多了，你慢慢就不太适应墙外的生活。

而对一座城市来讲，如果把太多的故事圈在围墙里面，那么这座城市的故事就会少很多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与其去做这个躯壳——物质空间层面的建筑，还不如再去做一点内容。

打破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边界

从2007年开始，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如何将原来所在的系变成学院。

2009年，同济大学决定把整个艺术设计系从原来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里面拿出来，成立一个全新的学院。

按照今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我们学院是亚洲排名最高的设计学院，在全世界排18位。

比排名更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样的设计。当时我们请了全世界最好的设计教育家一起来思考。如果在上海要办一所学校，那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们定下来一个大的方向，那就是这所学校应该关注“设计驱动的创新”，而我们要教给学生的设计，是驱动创新的设计。

我们强调的设计，是怎么把原子的世界和比特的世界整合在一起。因此所有学生从第一学期起都必须学开源硬件与编程。

除了技术的层面，这个学院的学生还大量地关注社会问题。比如有一个学生的展览是通过设计去拯救犀牛。

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寻求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

这是我们Fablab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当有分享的时候，路过的学生都可以停下来听。但没有老师在那儿点名，也没有老师说你必须要听完我的讲座。大家喜欢就坐下来，如果觉得不感兴趣，也可以随时离开。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孔夫子的教育。孔夫子怀揣着对世界的愿景，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哪怕只是碰到一棵树，他也可以席地而坐开始上课。他没有现在我们这么先进的教学设备，也没有教材，留下来的《论语》都是他口头传播思想的一些记录。如果孔子到现在来评职称的话，那可能连讲师都评不上。

对于学院来讲，除了我们自己的学生之外，特别重要的就是社区。

这是我们Fablab的一个开放活动。周边社区的居民一起聚在我们学院的屋檐下面，来学习各种各样的硬件知识。学院里还经常会有很多小朋友在那儿玩。

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逐渐开始和四平社区加深合作。通过学院的知识溢出一点一点地改变这个社区。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推进了大量的项目。比如我们把学院的玻璃实验室从学院搬到了社区，和上海、北京博物馆一起做了一个位于社区的玻璃工坊。将四平街道的一个垃圾站，改造成一个世界顶尖的科学实验室。